俞大猷：比戚继光更能打仗的抗倭名将

二、一生抗倭，战功显赫。

明朝建立之初，为对付沿海一带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战船，增卫所，筑城寨、烽堠、墩台等，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倭寇有所收敛。到了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中期后，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四处劫掠，无恶不作，猖獗横行，东南沿海军民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上任之初，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阵，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官职。

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筸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筸参将驻地湘西五寨。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就这样，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从此逐渐平息。

然而，战功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