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在中国近代五次反抗外侵的战争中，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是一场颇具特点的战争。在中法战争过程中，由于中国挫败了法国的侵略攻势，最终与法国签订了既不割地也不赔款的《中法简明和约》，从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高成就。中法战争在时间上恰好处在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中间，因而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中法战争既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而它本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则影响了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并以此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法战争之前40余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3200万元等条款；约20余年前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结果中国又遭惨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许多权益；在中法战争之后的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只进行了约8个月，被打得大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割让台湾、赔款银3亿3000万两等苛刻条款；再过5年，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战争中，天津和北京再次被占，全国许多地方被侵略者蹂躏，中国被迫与侵入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银4亿5千万两，加上利息和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约达到10亿两白银，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国家还是这些国家，军队还是这些军队，但中法战争与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那么，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两点:

(一)中枢了解敌情，制定正确决策。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刚与西方列强作战，对外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适当的对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弄得前敌将帅和士兵也无所适从，不能激起杀敌热情，自然难以取胜。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较日本在军事上本来占有优势，但清政府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轻敌，在备战不足时即仓促出战，人为地将全局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而稍遭败挫，则又怯战求和，严重地挫伤了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至于与八国(实为十一国)联军开战，则完全是被迫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方面，战败就是意料中事了。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却通过各种途径，较多地了解到法国的情况，特别是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步兵得三千人，厘饷得五万两”（1），却能在越南长期抗法，斩将搴旗，屡建功勋，以及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报告法国情况:“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2）中，知道经过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国力削弱，已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强悍，要跨海万里来侵略经过20余年洋务运动、国防力量有所增强的中国，可能不易占得便宜，并最后得出诸如张佩纶奏折所说的:“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的结论（3）。这种对敌人较为正确的了解，为清政府制定坚决抵抗，不轻易向法国的勒索讹诈屈服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及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定，即使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或对方外交上的威胁恫吓，也不轻易动摇，不让法国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得逞，这是中法战争取得不败结果的保证。

(二)文韬武略，发挥极致。抗法的方针大略决定以后，能否实施，还要看文武官员和前敌将士文韬武略的发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林则徐守广东、邓廷桢守福建、僧格林沁守大沽打过一些胜仗外，其他文官武将似乎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海陆各军的装备远较中法战争时优良，却只有在聂士成指挥的摩天岭保卫战中打败了来攻的日军，陆军除了在平壤一战抵抗较为激烈外，余下的则是从朝鲜退过鸭绿江，再从九连城、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旅顺、威海卫一路狂退，说不上是进行了真正的作战，而北洋舰队主力则从汉江退到黄海，在黄海一战败后，再退旅顺、威海卫，只知龟缩海港，避战保船，直到全军覆没。

在中法战争的抗法卫国阶段，这种情况却有了根本的改观。其中枢决策方面，首先是不因前敌的一时败挫而向法国的讹诈赔款阴谋低头，这对鼓舞全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马江战败后，毅然对法宣战，这个极具魄力的举动，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外侵的意志和心声，也是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创举；其次是在法军集中兵力围攻台湾的紧要时刻，制定了“战越牵敌”的战略决策，命令援越各军主动攻击侵占越南北圻的法军，牵制住侵越法军使其不能调援侵台法军，迫使法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越南北圻，极大地减轻了国内的战争压力；特别是在中法重新起衅之初，任命淮军宿将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成为台湾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着；又在“战越牵敌”的关键时刻，任命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为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终于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前敌将帅和士卒的聪明才智在这次战争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首先是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将士，团结越南抗法军民，坚持在越南北圻长期抗法，取得阵斩安邺、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左育轰敌等辉煌战绩，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阻滞了法国侵略和吞并越南、进而染指我国西南边疆的进程；其次是刘铭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卫台北，先后取得第一次基隆之战、沪尾之战的胜利，为挫败法国“踞台为质，勒索巨款”的阴谋奠定了基础；并巧妙地施行“弃基保沪”策，把本来可以给中国沿海各地带来极大危害的孤拔舰队困于基隆一隅约8个月，为粉碎法军侵华企图作出重要的贡献。至于冯子材指挥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侵战争的一次光辉的战例。当时冯子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勉励和团结友军联合作战，调动敌军在不利的条件下决战，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终于在关前隘大败来犯法军，并乘胜追击，收复文渊、谅山等失地，迫使法国主战的茹费理内阁下台，不得不与中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和约》，奏响了中国人民反帝战争的凯歌。

在中法战争的整个作战过程中，虽然中国军队战败的时候较多，但在抗法卫国阶段，却是屡蹶屡起，屡败屡战，没有那种一溃即不复成军的情况。如援越桂军虽在北宁一战惨败，但在随后而来的观音桥一战却痛惩法军；台湾守军刚放弃基隆，马上又取得沪尾大捷；潘鼎新、苏元春指挥的援越桂军虽然在郎甲、船头、谅山、文渊等战中吃了大亏，甚至丢掉了镇南关，但完成了“战越牵敌”的战略任务；当冯子材振臂一呼，他们又积极协助，并肩作战，终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这些情况在其他四次反抗外侵战争中却很少见到。综上所述，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侵的最高成就，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