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上的失误

当杜鲁门总统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中国是否会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时，双方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见面会。在会谈中，麦克阿瑟十分自负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此，美军情报部门基本丧失了情报判断的功能，他们的工作只是在裁剪情报，为麦克阿瑟的判断提供证据，以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抵达鸭绿江，结束其宣称的圣诞节攻势。这在美军中开启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它进一步麻痹了战场指挥官的判断，没有履行情报部门的职能。

但是，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起初，是军方在玩情报的游戏，部分军官为了某种意图刻意操纵呈送给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军官和政府部门的情报。此后，则是高级文官操纵军事情报。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凭极端有限的事实和彻底错误的情报去制定重大的外交决策，却根本不去考虑其后果。

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

1965年，约翰逊政府通过歪曲事实，夸大越南对美国的威胁，操纵媒体和民意，宣扬美国出兵越南的合理性，却蓄意淡化情报所显示出的卷入越南战争的危险性，从而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毫无希望、最终惨败的局部战争。

2003年，小布什高估了苏联解体对中东的影响，忽视了当地人基于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可能的反抗，垂涎于中东的战略地位和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不惜误导媒体，操纵国会和欺骗公众。用严重有误并经肆意裁剪的情报，把美军送到伊拉克的中心地带，饱受连续不断的自杀性袭击，造成灾难性后果。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对军事力量的迷恋。其背后则是实用主义主导下对国家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