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上的失误

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连续多年执政的民主党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除了面对巨额的战时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时刻应对迅速恶化的两党战时联盟。

二战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相当深入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协作是在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之下的自发行为，并非两党之间的有意结盟。战争一结束，随着威胁和压力的消失，这种统一阵线立刻就分崩离析。战争结束后，共和党终于迎来了政治上反攻的好时机，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攻讦不断的暴风骤雨的新时代。这对美国的朝鲜战争决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即共和党通过不择手段、大肆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打击其威信，进而降低了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灵活性。民主党执政期间，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垮台，美国丧失了“对中国的领导”，急于从中国脱身。特别是当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民主党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满，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孕育了一个全新而又强大的政治毒瘤，这就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麦卡锡主义对于美国的朝鲜战争的决策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挤压了政府外交斡旋的空间，导致政府的对外决策的僵化；二是迫害政府里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无一不受到打击排挤，先后离开对华决策圈子。这就导致政府决策层很难对中国事务尤其是中国关于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回应。此后，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会的舆论倾向，尤其是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

此外，在确定北进战略之前，迫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杜鲁门需要前线的胜利服务于国会的中期选举。毋庸置疑，仁川登陆的胜利，使麦克阿瑟对决策层的影响达到顶峰，李奇微在回忆录中曾讲到“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另一方面，战局的变化，也坚定了美国决策层对最终占领朝鲜半岛的信心，原因是他们认为仁川之战后，苏中已经丧失军事干预的最好时机，苏联在联合国的软弱提议更加强了美国的判断，这最终致使由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声明所释放出的中国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信号被忽略。基于利用战局的进展为国会选举服务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半遮半掩地下达了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命令。至此，美国决策层内部有关是否越过三八线的争论到此结束，军事胜利后的喜悦与自信最终战胜了决策集团所有人对越过三八线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