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上的失误

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实战演练。对美国而言，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将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一系列决策都伴随着战略上的误判。对于中国是否出兵参战的误判，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诸多决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中国的出兵参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最终走向。美国的这一决策既有其历史根源，也受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关于战争性质判断上的失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此后的几天里，美国政府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判断，并认定：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基于这个判断，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的这一判断是其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对抗日益加剧。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1949年8月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随后成立的中苏同盟，迫使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产物就是著名的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整体战略，是美国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政策作出的全面调整。该文件出台后，美国的决策层中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气氛。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这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朝鲜方面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武力反击，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这个错误的判断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认识朝鲜战争，进而把苏联的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忽视了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复杂根源，从而降低了决策导向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这一判断还导致了美国对中苏同盟的僵化认识，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天然诉求，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独特的国家安全观。正因如此，杜鲁门政府依然基于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潜意识的民族优越感，没有对新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无法对新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和决心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当美国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之后，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之前在朝鲜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战略。从而使美国干涉目标在既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又要避免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两个维度之间摇摆。这就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朝鲜战争的规模和范围的判断上产生了模糊认识，从而为日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直到此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原先预料的那样，而仅仅是由于朝鲜内战而引发的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仁川登陆的意外胜利和政策决策的惯性，推动着美国决策者在原先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