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为何与犹太人从朋友成仇敌

本文摘自《大逆转1919》，作者以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透彻分析了希特勒反犹行为的本质——反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从朋友到仇敌，从亲近到反目，不只是希特勒的个人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发展轨迹。

“一战”的战败让德国人变得疯狂，在他们急需发泄挫败感之际，犹太人正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与反对犹太人被混淆在一起，人类的灾难便“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仇恨犹太人。而事实上1919年(希特勒时年30岁)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说法。唯一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万册的自传——《我的奋斗》。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投入兰茨伯格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这个囚犯身份让希特勒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美化自己行为的好机会，虽然那次暴动策划的水平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暴动失败了，希特勒锒铛入狱。此时的他十分不安，担心就此失去政党的领导权。他的党派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在1924年5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和一些小党派一起取得了6　6%的席位。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出一本书来指导革命。而出书的另一个目的则如1925年7月第1卷出版时的副标题所示：清算。

于是就有了这本真实度极其不高、语言又艰涩的“巨著”，充斥着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用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为渲染希特勒世界观之大成服务的。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读者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单是他的出生地布鲁瑙就已经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了。他写道，“那个地方位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德意志的统一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使命。”希特勒在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的他就已经醉心于大德意志国家的理念。而在1909年至1913年居住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弱小的世界公民转变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

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首都维也纳希特勒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犹太人是“芽孢杆菌”，“披着腐烂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还恐怖”。④因为无论是卖淫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我能记住几乎所有那些领导者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大卫、爱伦波根，这些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⑤他还说，他已看穿了“那些关于政党目标和意义的错误思想的面纱”。“拨开迷雾就会发现社会民主的字里行间露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微笑的鬼脸”。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挑战民族和种族的意义，并由此剥离了人类存在的基础”。简而言之，希特勒在“维也纳经历痛苦的学徒生涯”时已经看到并总结了“犹太人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

希特勒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而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不管是布洛克、费斯特还是克肖。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为边缘人则完完全全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学生，在难民营里也屡屡受挫，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反犹主义实质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汉式的仇恨无的放矢的一种形式”，“他在犹太人身上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64页。费斯特在他书中写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犹者联盟”，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当时并不存在这个组织。

这种观点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因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据点，而维也纳在20世纪初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犹主义并存。传统的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看做“谋害上帝之人”；自由主义的反犹主义谴责犹太人的不宽容和与世隔绝；左翼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则对犹太人的颠覆精神感到不安。从19世纪末就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以上这些看法或者偏见都不无联系，并且将所有问题都上升到种族的层面，以至于所有试图融合犹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