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当时楚强汉弱，项王兵四十万，驻于鸿门，沛公兵十万，驻于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带着百余骑，见项王于鸿门，项王便留沛公宴饮。接下来是范增举昂，项庄舞剑，樊哙从张良处得知大事不妙，立即带剑拥盾，直闯军门，交卓戈的卫士想阻止他，他却侧其盾将卫士撞倒在地，项王按剑曰：“客何为者？”张良说：“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再接下来是樊哙对项王的指责，项王不作声，只叫樊哙坐下。“樊哙从（张）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当时陈平尚仕于楚）。……沛公则置车骑（将自己原有的车队留在鸿门），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局面中，沛公怎么能够脱身，而且招樊哙一同出去？范增、项庄等难道一点没有觉察？沛公出了军门之后，项王曾使陈平召沛公（大概项王等得久了），为什么不能将沛公召回？

《史记会注考证》曾引董份之说，提出许多疑问，其中说：“范增欲击沛公，唯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史固难尽信哉。”又引徐孚远曰：“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者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杯酒犹温者，汉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也。”这也是强为之词。

鸿门之宴，不同于寻常宴会，沛公的一举一动，无不在范增等的严密监视之下，何况还要招樊哙同出。樊哙闯进时，完全怀有敌意，这时却紧随沛公而出，五尺之童，也会疑忌的。《史记》先说“脱身独骑”，那么，是独自骑马的，下又说与四人步走，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也叙述得不清楚。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这样说：“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人，乌能止沛公之出乎？”这也不能相提并论：樊哙之闯军营，沛公尚在项王牢笼之中，这时却是两人提剑而出，禁卫之士岂能轻易放过？

明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云：“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责备）项羽，沛公几殆。’此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怂恿），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

比较起来，还是于氏之说合于情理，符合项羽性格，他如果一定要杀沛公，范增示意时，就可杀之；沛公逃走后，张良以白璧献项王，项王还肯“受璧置之坐上”么？范增就是将张良所献玉斗丢在地上，“拔剑撞而破之”。

项羽为人，血气方刚（比刘邦少二十四岁），有他残暴的一面，也有慷慨磊落，豪爽痛快的一面，范增早已看出“君王为人不忍”的特点。

“太史公好奇”之论，并非于氏个人说法，又如《史记》写鸿门宴时，“范增数目项王，所佩玉昂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云云，《汉书？高帝纪》只说“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而无“所佩玉昂以示之者三”一句，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史公写的，传奇性实在太强了。

除了上诉观点，有人认为项羽善于军事斗争不善于政治斗争，故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项羽便没有了方向感，失去灵敏的判断，找不到自己的敌人，也很难确定自己的攻击目标。也有说法认为项羽好面子，沽名钓誉，不想背上不义的名分，所以放跑了刘邦。

还有人认为鸿门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势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上，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更有学者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废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来渡过暂时难关，仅此而已。

不管是什么原因使项羽在鸿门宴上没杀刘邦，鸿门宴前刘邦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却因为鸿门宴的种种努力补救得以挽回，而项羽在鸿门宴犯下的严重战略错误，却无法挽救，以致后来兵败而乌江自杀，或许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的失败才更让人扼腕叹息，项羽的一生才更充满了人情味，项羽的自杀才更让后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