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老外在中国办了所汉语学校？

22 岁的意大利姑娘 Irene 住在伦敦，每年花在学汉语上的钱至少有一万欧元。她的主要开销在夏天，从坐上伦敦到上海的飞机开始，参加完每天四小时、一周五天、连续六周的密集课程结束。

如果考虑到这所语言培训学校的服务从打开网页的那一刻就开始了，Irene 觉得这笔开销还算值得。她在网上提交课程申请邮件没多久，一位项目经理(同时也是课程销售员)就开始帮忙申请签证、安排住宿。出发前，Irene 还收到了一封指导如何安装微信、VPN 的邮件，如果需要，她能拿到有折扣的景点门票。她还被告知，会有人在机场等她，带她到派出所注册、买电话卡、认路到宿舍和学校——“帮她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活下来”。

有了这些保证，Irene 保护欲很强的母亲才放心让她独自一人出远门。那可是中国，对欧洲人来说，是“世界的另一半”，来这里近乎一场冒险。但 Irene 相信，当她回到欧洲，雇主们都会被她特殊的语言技能和在异国生活的魄力打动。只要她手上“握有足够多的牌”，她很快就会把公司里四五十岁沉闷平稳、只说一口英语的中年人甩在身后。

三年前，当这个大一政治系学生第一次被带到了上海五原路 76 弄的路口时，她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在学校的铭牌“胡同学校”旁，一行字和 Irene 心里想得一样：Think Ahead, Learn Mandarin(学汉语，有远见)。

胡同学校上海校区。

上海没有胡同，“胡同学校”藏在“法租界”的一栋两层洋房里。这里是“法租界”租金最贵的区域之一，经过十几户飘扬着晾晒衣服的民居，整个中国看起来又时髦又有趣。Irene 很快就会在这里丢掉在伦敦学到的过时的词汇，比方说“对象”——在上海，没有年轻人会这样称呼自己的男女朋友了。

胡同学校上海校区。

大磁铁

胡同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Jan Wostyn 是更早的一位冒险者。人们一度认为，他很有远见。

2005 年，这位比利时人连同法国人 Jeremie Rossignol、三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拿着一万欧元创办了胡同学校。这距离他第一次来中国过去了四年，2001 年，Jan 在比利时获得了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拿着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来武汉学习中文。一年之后，他回了趟比利时，拿到了一个中国研究的本科学位。在厦门又学了一年中文后，他开始在北京的一家翻译公司做实习。

这一次，25 岁的 Jane Wostyn 打算长待下去，“在中国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就会有些着迷。” Jan Wostyn 说，和平静的欧洲不同，这里充满活力。

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学习语言的地方，名字里带有 mandarin 和 panda 的培训机构随处可见。这不是一门复杂的生意，只要注册一家小公司，租个地方，再找几位汉语老师，生意就可以运转下去。

Jan Wostyn 和 Jeremie Rossignol 的做法看来有些不同。他们选择了外国人眼中北京文化的象征为学校名称——“胡同学校”，尽管学校最开始的选址——北京安定门附近的土儿胡同完全被写字楼包围，几乎看不出胡同的样子。2012 年，他们在上海分设了校区。 因为大多数的学习者都二十出头，可能去过其他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没去过中国这么远的。Jan 和他的合伙人们同时提供“全包”的服务，安排包括住宿、语言课、实习在内的所有事，7 天 24 小时地提供服务，目前在上海和北京共有四位项目经理全职做这些事，相比起来，汉语教师倒是和大部分的机构一样，是兼职的。

胡同学习课堂。

包括 Irene 在内，学生们“都爱”项目经理，他们可以在 20 分钟内解决 Irene 家的燃气问题;而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学生交上朋友，并确保他们“没有一天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有时候是组织去外滩、长城，有时候带他们去学搓麻将、太极拳，有时去酒吧。为了防止学生喝得酩酊大醉，失去方向，他们还在学生的手机里录了一段提醒住址的语言，以备出租者司机不时之需。

“学生把它当做一个体验，而不只是一个学校。”胡同学校北京校区的一位语言教师 Laura 说，这里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老师教得好，这是基本的，还有其他。”她的一位16 岁的美国男生，才来了一个多月，就交到了 20 多个朋友，他打算周末跟刚认识的外国朋友去西安。

Laura 去年从另一家工作了 8 年的语言学校跳槽来胡同学校。对比了鲜有营销、已经倒闭的老东家，她认为胡同学校的“经营理念特别专业”。这首先可以从校区的选址上看出来。北京的新校区在 2010 年搬到了三里屯的一栋写字楼里，Laura 听说，这栋楼里工作的人都在胡同学校学过汉语，因为这里全是欧洲企业的办公室。

创始团队的商业头脑还在 LinkedIn 上收到过前《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的认可。在创立胡同学校初期， Jeremie Rossignol 同时也在做翻修改造四合院的生意。欧逸文评价说：“他发起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物业管理生意……我对他的诚恳、精确和彻底印象深刻，并把他推荐给了很多其他人。”

在语言生意上，Jan 和 Jeremie 同样了解背书的重要性。 2009 年，他们推举唯一的中国合伙人为法人，申请了教育部颁发的办学资质，并打出了“第一个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由欧洲团队管理的汉语学校”的标语。根据相关法规，外国创业者无法获取办学资质。这个招牌很可能是说服外国人来中国呆上几周的原因之一，它至今还被摆在网站醒目的位置。

从 2010 年开始，创业者们更加严肃地对待这门生意。

Jan 和 Jeremie 决心在这门生意里投入更多，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为了轻松自在，可以穿短裤、拖鞋上班。“2008 年有奥运会、2010 年有世博会，中国是个大磁铁。” 当时刚满 30 岁的Jan 确信这一点，他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这门生意长期发展的趋势，学生的数目会迅速上升，很有可能，中国会紧接着放开办学和签证条件，甚至设想可能会有一个月免签证的旅游 visa，这些都会帮助吸引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语言学生。

2010 年，他们在北京最贵的商圈之一三里屯租下了几间教室，开发了第二个校区。

干扰

这所在 Facebook、LinkedIn、Twitter、Instagram、google+ 、微信上都注册有账号的学校比 Jan 想象中发展得慢得多。

“大磁铁”的判断并没有什么差错，Jan 印象中他身边的外国人是他来时的 10 倍还要多，但不少在 Jan 意料之外的东西干扰了磁场。根据胡同学校官方提供的数据，过去 11 年，共有 3000 位外国学生在这里修读语言课程。即便剔除掉不成气候的头几年，这个数字也仍然不算是大规模。

“我们花了 11 年时间，做成这样，觉得与投入的时间精力相比，收获太少了。”两周前在上海的一间酒吧里见到 Jan 时，他不像 Laura 描述的那么自信，尽管他强调不后悔做这件事，毕竟“遇到了很好的同事、老师和学生”，但看得出，他“专业的经营理念”也有些动摇。“也许五年前我应该开个餐厅什么的，让大家多吃一点而不是多学一点——不过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好厨子。” Jan 说，那时候他辞掉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工作，回到中国。

规模不大可能和胡同学校的课程价格有关，它并不覆盖大众的汉语培训市场。

跟现在不同，胡同学校初期的学费要便宜不少。十年前，实习项目每个月定价 480 欧元(当时折算约为 4800 人民币)。直到 2009 年，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普通中文课”，课程分口语课和汉字课，每次课 2 个小时，学费只要 50 元。

但这之后，胡同学校打算把目标客群定得更高端些。2012 年开设的上海校区更像一家咖啡馆，在公共休息室里，学生可以自取印着胡同学校 logo 的马克杯喝茶，翻杂志和电影 DVD，或者上三层的天台参加活动。除了二楼的开放式办公区，学校一共有 10 个教室，教室不大，宜家风格的长桌旁只容得下七八个学生围坐。

胡同学校上海校区。

胡同学校上海校区。

因为小班教学，两周不包括住宿的汉语课程，价格为 812 美金(约 5200 人民币)，即 130 元/小时，每周 20 小时。相比之下，在五道口聚集了大量留学生的“地球村学校”，课程约 40 元/小时，选择 10 人以上的班，只要 12 元/小时。

但这些价格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敏感——他们仍然习惯按照国外的消费标准来计算。 Irene 说，一次一万欧元的价格仍然比在国外学习汉语要便宜。在伦敦，这类的汉语课程每小时需要 40 磅。这还没有算上一个多月的生活费。伦敦的房租更贵，而在食物上，上海每天的花费可能只有在伦敦的五分之一。

但金融危机带来了更多来中国碰碰运气的外国人，最终也影响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力。过去，胡同学校的一大部分客户来自外企以协议价为员工购买的语言课程，但现在合作的这些大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纷纷砍掉预算， 在员工的语言培训上没有那么慷慨了。以前可能给学生 100 个学时，现在只有 50 个小时。以前愿意 200 多 300 一小时，现在可能愿意付 150 块。

而那些打算在履历上添一笔的学生，也开始考虑去印度，那里更便宜，而且没有雾霾。Laura 老师听说，去年四五月份北京校区学生的数量，可能只有往年的一半。

Jan 确认了这个略显惨淡的局面。最近两三年，胡同学校的学生人数没有增长，“卡住了，可能还有一点点下降”。

在吸引新学生这件事上，Jan 现在最头疼的是“政府并没有如我们所愿打开市场，甚至这几年外国人想在中国‘灵活’呆一段时间都更难了”。国家旅游局的一项统计数据可以支持 Jan 的看法，从 2006 年到 2015 年，包括旅游、工作、探亲在内的入境外国游客数量：2007、2008 年到达顶峰，2009 年后回落，2011 年以后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下降。

冒险

语言这门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和人们对这里未来的信心。

胡同学校学生参加集体活动。

胡同学校的生意最初是以实习项目起家的。Jan 和 Jeremie 不约而同地发现国外实习生打算来中国增长见识、中国公司又喜欢新鲜面孔，他们开始帮助这些学生申请 F 种类的签证，实习生可以在国内呆六个月，并接受胡同学校提供的语言培训。

但 2013年 9 月，相关的签证规定作了改动，此前外国人能够以 F 签证来中国访问、考察、讲学、经商、进行科技文化交流和进修、实习等不超过六个月，后来实习一项被取消，外国人以实习生身份申请来华签证的这种做法行不通了。

大部分语言培训机构都采取了打擦边球的办法。 他们寻找官方的院校合作，这些院校通常有为外国学生提供签证申请证明的邀请函，培训机构需要向院校支付一定的费用，为潜在的学生购买邀请函。而包括 IN TO CHINA 在内一些主营实习项目的机构则因为签证问题直接关闭了。

Jan 称，胡同学校大约有 20%-30% 的潜在学生在签证申请上遇到了麻烦，他们打电话向项目经理求助，发现过去朋友口中八面玲珑的项目经理也不是万能的。Jan 认为，一些学生面对繁琐的手续直接打消了来中国呆上几个礼拜的念头，而另一些则开始怀疑胡同学校是一家不靠谱的培训机构。

如果真的要说起来，胡同学校在办学资质上确实不够清白。

自从 2009 年 Jan、 Jeremie 和创始团队里的中国合伙人因为利益纠纷分道扬镳，这个纯外籍的管理层就彻底失去了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同时搬离了胡同，把原址留给了中国合伙人。不过，出于某种原因，胡同学校在 2010 年建的网站上至今仍然保留了那个看起来独一无二的招牌。

学生也加入了这场和签证、办学资质有关的冒险中。Irene 没有亲历过一些危险时刻，但她转述去年一位参与实习项目的舍友见闻说，因为有警察上门来检查，有一回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从办公室逃走，在家里呆了一整天，保证警察不会发现他们。但这并没有打消 Irene 今年继续来胡同学校学中文的念头。

应该如何理解 Jan 一直没有对这件“危险的事”喊停? Jan 解释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中国会紧接着放开办学和签证条件”“甚至可能会有一个月免签证的旅游 visa”上。这个赌注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了这几个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最贵的地段租下几百平米，好游刃有余地展开生意。

在 Laura 看来，Jan 和 Jeremie 的团队依然拥有长远的规划和成熟的经营理念。他们刚刚为零起点的学生制作了一本教材，还专门请人做了插画，“投资感觉挺高的”。

Jan 和 Jeremie 确实还在不同的场合声称，他们打算把胡同学校变成一个学中文的全球学校。人们学习汉语的热情还没有很快消失。据华尔街日报 2012 年的一份报道，一些为孩子未来精打细算的美国家长们甚至选择移居中国或者新加坡等操持汉语的国家。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5 年 9 月，境外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 1 亿，2009 年这一估计数字还只有 4000 万人。

从 2014 年开始，胡同学校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悉尼或者开设了分校，或者和当地教学模式相近的学校合作，并打上“胡同学校”的招牌。下一个海外分校会在纽约，一个同事正准备搬去那里。

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方法在催生它的地方行不通了。

Jan 和 Jeremie 都在慎重考虑他们是否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Jan 表示，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做危险的事”，不安全和不确定性一开始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走了 11 年，看不到希望的感觉让他非常苦恼。

Jan 今年 36 岁，有了孩子。15 年前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充满了兴趣，但现在，他认为自己需要仔细考虑以后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