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两千年的中国官场“不能说的话”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文字何以成狱？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遣愁集》中收录的故事里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景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道德经》的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因为冯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这位倒运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说”。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

清代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已经全部编纂完毕，进入复勘阶段，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详校官却从一本品鉴历代收藏画作的小册子《读画录》中嗅到了可疑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