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颉利可汗真的有过便桥订盟吗

历史上唐太宗与颉利可汗是不是真的有过便桥订盟?是不是号称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有过订立屈辱盟约的遭遇?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唐太宗即位之初与颉利可汗订盟便桥不仅历史上确有此事，而且要比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曲折复杂。

唐高祖早有向突厥称臣纳贡之盟　　

便桥，即西渭桥，是唐朝时期渭河三桥之一，位于长安城西北、咸阳东南。此是进出长安的重要通道。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九日登基即位，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即率大军兵临便桥。突厥当时是北方强蕃，大军兵临城外，显然来者不善，唐朝京师长安的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对于这一突发紧急事件的态势与处置，《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颉利可汗兵临便桥当天，派心腹大将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以观虚实”。结果，执失思力遭到唐太宗的严词苛责，被囚禁在门下省。随后，唐太宗亲自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出长安城径直到渭水之滨，“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当天，颉利前来“请和”，唐太宗下诏许之并随即还宫。乙酉(三十日)，唐太宗又亲往长安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结果，突厥引兵撤退。

按照《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双方在较量对峙过程中，唐太宗痛斥颉利可汗及其来使以及颉利请和甚至“乞降”，俨然是唐太宗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从唐太宗个人的话语中，又不能不令人对双方最后于便桥斩白马而盟的过程产生诸多疑问。试看，当执失思力来告其可汗率大军兵临城下时，唐太宗这样斥责他：“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唐太宗率六骑与颉利隔水而语时也是“责以负约”(《资治通鉴》、《旧唐书·太宗本纪》)。这显然是说，在便桥结盟以前，双方早就有了需要恪守的盟约。那么，这一盟约是什么呢?

根据前辈史学家陈寅恪、牛致功等人的研究，早在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稳定后方，全力进军长安、完成建唐大业，就和突厥缔结了盟约。这一盟约的真实内容是李渊向突厥“称臣”。隋末大乱，突厥崛起并日益强大，北方众多割据者如陇西薛举、马邑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河西李轨、北平高开道等都向突厥“北面称臣”，接受突厥的封号。此外，尚有刘季真、李(郭)子和、刘黑闼、宋金刚、苑君璋、张长逊等攀附突厥，引为奥援，与之使者往来，关系密切。李渊起兵时，经过反复权衡，清楚地意识到“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世”，所以也最终向其称臣。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全归可汗所有”，也就是满足突厥的物质需求。李渊写给突厥的信函中，为了表达对突厥的尊重，不仅使用下级对上级的文书格式“启”而不用“书”，而且表达了对突厥不吝千金的承诺。　

显然，他对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乃至后来的“屈礼优容”、忍辱负重，都是因为双方已有盟约。到武德八年(625年)，由于全国局势的好转，李渊才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以往我因天下未定，对其优厚，现今仍旧不能按照盟约各相安守，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的话。大唐建立之初与突厥订立的盟约，虽然是向其称臣，但李渊并不是甘愿做突厥的附庸，而是为谋求边疆安定。当然，这要向突厥奉献大量的金银玉帛。事实上，唐朝建立之初，突厥几乎年年进犯边境，基本上也是为了掠夺财物。突厥之物欲如愿以偿，也就往往会退兵。正是在双方关系的这一态势下，唐太宗才会说“赠遗金帛，前后无算”的话。

既然双方早有了这样的盟约关系，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突厥大军压境，同样以“赠遗金帛”之方式求得突厥退兵，缓解京师军事压力，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