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选择诸葛亮作为政治委托人的原因

三国演义中刘备在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在白帝城病危，将诸葛亮招到白帝城，将儿子也就是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称如果刘禅不行，诸葛可以取而代之。 刘禅其实当时并不在场，所以感情的色彩实际上并不那么浓厚，至少没有了去抱诸葛亮脖子的角色；而刘备在托孤现场的言行就完全是针对诸葛亮和李严赵云等人的，充满了政治上的诡诈。且看这一段：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短短几句，直接给所有在场之人提出并且确定了诸葛亮日后的政治地位问题。

【前出师表】（摘录）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历史上建国巴蜀的割据政权都是安于自守，唯有蜀汉对中原始终抱有浓厚的政治野心。

蜀汉能以一州之力连年征战以争天下，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

蜀汉的战争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一切政府言论和政治宣传都以北伐复国为基调。在国家建设方面，蜀汉的主要精力放在北伐中原上。国力的积累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外交的目标是为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不满百万的蜀国竟然保持了一支将近十万人的常备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战争体制所体现的第三方面是在全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诸葛亮在战争目标下，确立了对全国的实际掌控。

整个战争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备集团在中原大地上的颠沛流离。整个集团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充满威胁的迁移过程中，战争几乎成为集团的常态。人们极少进行经济建设，而是适应了三月一小战五月一大战的生活。获得荆州南部的四个郡后，刘备集团相对安顿了下来，但是流动和战争的基因毕竟种下了，并在之后的进攻益州和汉中战役中获得了延续。

战争基因的产生是集团生存的要求，但是诸葛亮成为托孤大臣后，却将此基因巩固、发展，使之流淌在国家的血脉中。特定的形势和诸葛亮的个人能力与之相配合，就建立了战争体制。

战争体制的萌芽出现在永安托孤之时。分散在《三国志》各卷中的只言片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后主传》说：“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