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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因何穷困潦倒

更新:2018-06-13 14:04:50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晚年因何穷困潦倒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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