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9月，河北省肥乡县村民黄延秋 三次失踪，一夜之间辗转大半个中国，出现在上海火车站

他的丢失使众多村民为之不安,他母亲和夫婚妻更是深为忧虑。

这件事传到了北侧一公里的辛寨村,他们派人将一封过时的加急电报送给了北高村委会,说出事的第二天一早辛寨村接到这封加急电报,但本村查无此人, 因此一直在辛寨村滞留了十多天,疑是寻找北高村的失踪者,故将电报送来。电文如下:“辛寨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认领。”

看着这封急电,人们心里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竟是他失踪后仅 10多小时,且为何将电报误发到附近的辛寨?这里离上海市1140公里,乘直快列车也需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才能搭火车。晚上不通汽车,他走时也未骑自行车。仅步行到邯鄣市也需八九小时,县、市、省城均无飞机场,坐飞机决不可能,难道是他自己瞬间飞到了上海?再说,他去上海干什么呢?

不管怎样,应把黄延秋领回来再说,谜团来日待解,大家做出了决定。副支书黄宗善身为村干部又是黄延秋的亲属,对此事更是关注,他出于慎重,复电到上海遣送站, 说黄延秋左臂 有块痣,望查明。

三天后来电确认是他。

村委会帮助筹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贷款100元),委派黄延秋的表哥黄延明和邻近曲周县赵庄村亲戚钱永兴及钱的邻居吕秀香一块赴泸领人。黄延明当时30多岁,复员军人, 当兵时因公去过上海,是全村唯一见过大世界的人;钱永兴的邻居吕秀香,其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浦东某高炮部队工作,这样以防万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让部队同志协助查寻。

三人步行二个多小时来到了肥乡县城又坐了两小时汽车来到了邯郸市,又乘坐了22小时火车来到了上海市。他们首先到了部队,以家属探亲为由,找到了师部干部吕庆堂(高炮师后勤部部长)说明了来意,望协助解决。吕庆堂和部队官兵听说了这件事,也感到异常新奇。第二天早晨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联系。并派后勤部副部长芦俊喜带着黄延明、 钱永兴一块乘部队小车来到了遣送站,黄延秋果然在那里!经遣送站证实:黄延秋于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三日)一早被站收留,是两个“交通警”将他送在那里,说他是河北省肥乡县辛寨村人,所以电报就误发到了辛寨。二人经出示介绍信,将黄延秋领出,一块回到部队。翌日由芦俊喜、 干事王惠恩送钱永兴等人陪同黄延秋乘火车回到了肥乡。

回到家乡后,乡亲们询问着他出走的原因和经过,黄延秋惶惑地说出神秘的奇遇: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晚10点左右,我在这间刚盖好还未安门的新房里睡下。不多时又被喧闹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夜色中,只见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 自己躺在一个繁华大城市街头!身边还有一个小包裹,包着我的衣物。平时这些衣物随丢乱放不在一处,这次不知道是怎样都集中在包裹里,同我一起飞到了异乡。环视四周, 许多招牌上都写“南京市××商店”、“南京市××旅馆”等,定了定神,不是幻觉,不是作梦。南京距家乡两千多里怎么来到这里?我怎么回家,怎么办?在惊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泪。在我惊愕之时,走来两个交通警模样的人,略加盘问后,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南京至上海的火车就要开车了, 让我立刻坐车到上海,说那里有遣送站,能和家乡取得联系。他们要我先走,声称随后他们也去。

一切由他们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车后到车站派出所找他们。

午夜时分我乘上了开往上海的普快列车,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随着列车启动,心里越来越不安,将头探出窗外,还能远远望见站台上为我送行的二位“交通警”。

经过4小时的奔驰,列车驶进了上海火车站(北站),我随着乘客走出站台, 找到车站派出所,没想到两个“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我,不知他们乘坐了什么,比火车还快。此刻天已破晓,迎来了上海的早晨。两人带着我穿街过巷乘汽车, 来到一个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里,给接待同志交待后离去。接待同志也没有再具体盘问我什么,便将我暂时收留。 十几天来我一直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众人面面相觑都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