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人头盖骨64年搜寻内幕

被日本占有？

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北京人”丢失后，日本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列为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李树喜说，这是因为对“北京人”化石的挖掘、研究和保护，日本始终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就曾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两名学者和一名侦探，来北平打探“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均无功而返。

1945年11月，世界大通讯社相继发出了“北京人”在日本发现的消息。

依据这些报道，翁文灏致信马歇尔，认定日本方面最终获得这些化石，并“已经交给驻东京联合国代表麦克阿瑟将军”，请求马歇尔提供帮助，归还中国。

但盟军司令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中方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的日本之行。李的任务是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书画、器物、图书等等，而受翁文灏、裴文中之托，此行的“重中之重”乃是查找“北京人”化石。

1945年，李济亲赴日本帝国大学拜访，但未得到任何线索，空手而归。但“北京人”化石在日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1948年7月，曾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魏敦瑞写下人生最后一封信，敦促美国内政部“出于拯救人类的伟大财富”，担当起帮助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责任。信中说，“凭我的感觉和判断，这些化石很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并严密地藏匿在某处。”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也浮出水面积极帮助中国寻找化石下落。

当年为了保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标注为他的个人行李。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贾兰坡的长子贾彧彰回忆说，1980年5月，弗利与贾兰坡多次间接联系后，发信说想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但他提出希望此行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

贾彧彰说，这使父亲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父亲写信给弗利：“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总理没有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这样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

此后，一直到弗利去世，他再也没与贾兰坡联系过，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机会。